【知乎者也】阮以敏:我们的师长

不觉间,从教已三十有余,从十八岁毛头小伙,到了两鬓霜花。每当有学生送上尊敬而亲切的问候,总有一股暖流在心中涌动……

闲暇之余,反思人生行程,常常感念当年来到我们山村的一个个师长,他们当中有风华正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还有那些犯了“右倾”错误的大学高材生,以及各种原因被贬到人称“西伯利亚”偏远山村大甲的老师们。许德鸿老师,陈勤国老师,林宏立老师,林清老师,陈日泉老师,李绪明老师……,虽然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已经渐渐远去,模糊,甚至于消失,但师长们的敬业精神和人格魅力,始终影响、激励、鞭策着我,虽做不到“一日三省”,却也时时反思检点。

读小学时的许德鸿老师,杉洋珠洋人,性格不温不火,说话慢条斯理,老花镜架在鼻尖,时常是从镜片上方滴溜溜地看人。只因一只耳朵残疾,调皮的小屁孩给取了个绰号“没耳鼠”(本地话“许”“鼠”谐音),但同学们对他却是极为敬重与喜爱。他的课大家都聚精会神,一则课讲得好,同学们听的明白;二则他说了:认真听讲有故事听。每节课他都会留下大约10分钟,开讲一段精彩的章回故事。他的确是个讲故事高手,精选的故事,不但情节曲折跌宕起伏,而且讲得如痴如醉引人入胜,以至班上敲钟的同学时常调慢时钟几分钟,故意延时。下课了,有几个跟许老师混得好的同学,还会缠着老师要求继续,但他也常常卖个关子:“下回分解”。于是,大家又期待着他的第二节课。每周半天的劳动课,更是我们的期待,早早开工,完成分配任务,剩下的时间,便是“故事天地”了。偶尔,我们也会约几个小伙伴,在课余、周末央求许老师给我们讲一个,他也都会满足我们强烈的愿望。

五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陈勤国老师,来自福清的下乡知青。小小的个儿,大大的眼睛,长长的辫子,唱歌跳舞样样行。除了教授我们文化课,还组织我们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每天课余及周末时间排练,合唱、快板、话剧、舞蹈……,都是利用一些简单的自制道具,陈老师带领我们在舞台、在田间、在山头宣传表演。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专业文化课要求低,又是“农业学大寨”开展的如火如荼的年代,我们响应号召,“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毛泽东语),修水利,整农田,开荒山。一曲:“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旗迎风摆。……干起来干起来,大寨的红花遍地开……”天天传唱,一幕幕场景至今记忆犹新。记得一次我们班去生产队插秧,由于人小,用力不够,插完一丘田,一会儿居然全浮起来了。农民伯伯们说:权当给你们练习罢了。

暑假了,陈老师回了福清老家,我们还没玩了几天,就觉得假期太长了,竟象无头苍蝇,没有目标,而不知所以了。于是,就急切地等待她的回来,假期才过一半,就天天到每日一班车的汽车站观望等待。临近开学的时候,老师真的提前来了,我们兴高采烈地忙着帮助提行李,簇拥着老师一路说说笑笑送到学校宿舍,久别重逢,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虽然那时她尚未成婚,而我却对她有着母亲般亲人样的依恋。是她给了我信心,把我带入知识的殿堂,从此爱上了知识的海洋,毕业时成绩单上写满的全是“优”。多年以后,当我走上三尺讲台,第一次对初中一年级学生讲授魏巍的《我的老师》时,才发觉文中的蔡老师多么像她,文中的“我”,就是真正的我了。

林清老师,儒雅而中气十足的数学老师,讲课声音会穿墙透壁,隔壁班同学都能听清其讲授内容。记得读初二时,一次数学单元测试,同学们都交卷走了,我还在为一道题抓耳挠腮,绞尽脑汁,写了改,改了写,放学的铃声都响过了,林老师却静静地坐在旁边,充满长辈的关爱,耐心地等待我答完题。他的慈祥、忍耐、宽厚、勤勉,一直让我敬重。他是1948年参加革命的老前辈,还是我从教后的第一任校长,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备课、上课,如何做好班主任,当一名合格的好老师。一个冬天的晚上,几个顽皮的寄宿生溜出学校去看电视,林老师带着我们和生管老师在校门口蹲守,学生们也鬼得很,翻墙而入,摸黑上床,假装睡了。但林老师自有妙招揪出:打着手电筒,摸摸他们的脚,冰凉冰凉的就是了。林老师平反后,调到古田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校长,一直干到离休。

李绪明校长兼授毕业班政治课,我念高一时,他刚刚调任十三中校长,而我因家庭成分等原因,迟到了一个月才踏进校门。从生产大队到人民公社,从科任教师到学校校长,都是在母亲的努力奔走下,才得以如愿,因此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格外珍惜。高二下文理分科时,因上学期被分到了所谓的“快班”,于是报了理科(当年初、高中都是两年制),为此李绪明校长还专门约我谈话,分析我的学科优劣,动员鼓励我改报文科,还说语文科林宏立老师很不高兴。当时,作为一名毕业班学生,能得到校长的关怀指点还沾沾自喜而倍感幸福。他虽然不是政教科班毕业,但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却颇有钻研,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他的课通俗易懂,政治科高考成绩都是遥遥领先。学校管理更是卓有成效,1979年高考,十三中一炮而红,就一个毕业班,20多人高考,考上了10人。其他的同学报考中专,也是成绩斐然。新学年开始,邻近乡镇甚至城关学子纷纷慕名而来插班寄读或补习。两年后,李校长就被上级提任市重点中学古田三中校长。我虽然在考前的最后一个学期改读文科,最终只考了个中文专科,但在上线率只有6%的1979年,在我们小小的山村,仿佛是中了个“举人”,而声名遐迩了。福建师大毕业的高材生林宏立老师,一生坎坷,艰难曲折,从罗源县被“下放”到我们山村,长期夫妻分居两地,顾不上家庭和孩子的教育培养。1978年的某一天,收到了福建师大邮寄的“右派”平反通知书,兴奋不已,即刻拿到班上展示,看他高声朗读时,已是热泪盈眶。我在读初二时参演过学校编排的一部话剧,是个学生代表。后来学校个别领导要查我的“路线问题”,只因林老师一句:“小孩子知道什么?”而作罢,他是感同身受啊!

在我们山村,林老师有着极高声誉,国学功底深厚,从来是穿着整洁得体,夹着一本教科书,从来不带教案,备课直接写在书本上。拿着一个小小的铁盒子装满粉笔,板书工工整整,讲课声音洪亮,声调抑扬顿挫,充满了夫子味。每节课必定提问到我,正因此,在那个年代,其他科目的课本可以不看,但基本上头天晚上都要翻翻语文书,浏览一遍课文,虽然不知道思考什么问题,但也算预习一下,遇到不懂的字词,查查父亲送我的四角号码字典,也因此养成了至今喜欢阅读的好习惯。从初中到高中,每次布置两三道作文题任选,我都是一鼓作气全写,写作文对于我,是乐趣之一,成了展示自我的平台。文章也时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一篇《我的家》,清清楚楚记的得了98分。那个年代没有书读,更没钱买书,公社文化站仅有的几本书都看过了一遍,哪有什么名著可读,以至于常常是去翻找家族长辈“文革”前语文课本阅读。去看《毛泽东选集》,因为那里面的注释有历史故事。父亲从学校带回的一套《水浒传》,不知看了多少遍。平生第一次学到的唐诗宋词,是林老师用课前导入的方式写在黑板上,抄回去后用软笔工工整整重新抄写,贴满了自己的小房间,时时背诵。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一直激励着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让我明白了爱的伟大。从教后,林老师的教学风格,甚至于语言、字体对我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林老师后来调到宁德师范学校任教,调离大甲时,送我一张半身黑白照以留念。几年后,当我去宁德看望他时,他依然不改慷慨激昂的性格,临别时,又送我一张在师范学校门口的全身照,我一直收藏在影集里,作为珍贵的纪念。时至今日,我还常常为不知消息未能送别林老师最后一程而抱憾。

毕业于福州大学无线电专业的陈日泉老师,身材高大,一脸严肃。一声咳嗽,方圆百米,鸦雀无声。业务精湛,教学水平堪称一流,数学、物理都是顶呱呱。多难的习题,到了他手,三下五除二都能迎刃而解。虽然只教授我们班高二上学期数学、物理课,但他的专业、威严,令我敬畏。大甲一批山村学子都得益于他的教诲,考上了大中专学校。其后他调古田三中任教务主任,后在校长任上调回长乐。上世纪90年代末,母校古田十三中仅有的四届高中(1978-1981)同学办了个聚会,作为组织者之一,我还专车赴省城福州接他。在大甲,师生们欢聚一堂,抚今追昔,喜从中来,感也从中来。

教授政治和历史的,是寡言少语有点忧郁的陈宏华老师。也是来自福清,毕业于华侨大学,性格极好,刻写得一手工工整整的宋体字,我从教后,创办并主编校刊《山花》,是他一直帮助我排版、刻写蜡纸和印刷。小小校刊,也曾影响了一批爱好文学的莘莘学子,学生和我们一起采写简讯,创作诗歌、散文,还创作歌词、歌曲等。每天晚上,我们住校的老师都会集中在二楼楼梯口看电视(12吋黑白的),他的大头儿子总是躲在电视橱底下,反看着我们“喜怒哀乐”,竟也是妙趣横生。只有电视做广告的时候才从橱底下钻出来,盯着荧屏看得聚精会神。

丁世松老师,来自古田城关,“上山下乡”插队我们花桥头村,是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教授我们体育课,很受女生欢迎。笛子吹的极好,课余时间还教我们制作笛子,几个心灵手巧的同学做了一支又一支。于是,校园里课间、课后时常充满了一片笛声,尽管此伏彼起,呜呜咽咽,不成曲调,但给平淡的校园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调与乐趣。那时的老师们都支持我们课余的各种活动,从不干预,自由自在。

扎着羊角辫的张鸣老师,也还是来自福清的知青。教地理,讲话从来轻声细语,不温不火,教导学生可谓诲人不倦。从七大洲到四大洋,从东半球到西半球,南极到北极……。我们知道了,原来地理也是如此神奇,世界是如此之大,地球真的是圆的,不是靠几根柱子撑起来的。成为同事后,每每看到小夫妻斗嘴,都是关起门来再说,从未见过大嗓门。也曾拉长耳朵,想听个究竟,但只见叽叽咕咕声,听不出道道,他们实在是中国夫妻生活的典范。也许是喜欢女孩或家乡风俗习惯,生了个男孩,常常给扎个羊角辫,穿条花裙子,我们也时常逗他玩。而今想来,大约也届不惑之年了吧?

李一汀老师,这位来自邻近乡村杉洋宝桥的青年,身上充满农村人的纯真、憨厚与质朴,一边教我们文科班数学,一边自己复习迎考,工作之余,还要回家耕作农田。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和我们一起走进了大学的课堂。后来又回到了我们母校十三中任校长,一起共事了多年。我们时常沐浴一缕晚霞,一起漫步在乡间小道、田野,交流思想,探讨人生,谈古论今,志趣相投。不论工作还是生活,他都如兄长般关照。教导我为人子、为人师、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友,做一个对事业、对家庭、对社会负责任的男人,真的是亦师亦长,让我感念不已。其调任三中校长后,借着全国“两基”( 基本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简称)的东风,全面改变了校园破旧面貌,为创省三级达标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古田三中的校园布局规划,他是功不可没的。几年前,往宝桥村探望,退休后的他俨然已融入乡土,回归本色,豁达超脱,充满了生活睿智。

岁月匆匆,真情永驻。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愿重新编排剧本,让一幕幕喜剧重演、重演、再重演!

写于2014年教师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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