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海岸 | 与诗为“邻” 对话“人间” ——汤养宗访谈

诗刊社第36届青春诗会将于10月21日在霞浦启动

作者简介

汤养宗(1959—),男,福建省作协副主席。

刘翠婵(1971—),女,福建省霞浦县文联主席。

刘翠婵:您近几年出版了《去人间》《制秤者说》《一个人大摆宴席》三本诗集,时间分别是2015、2016、2017年,但您选择最早出版的《去人间》参评2018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并获奖,您为什么选择这本诗集参评?结集《去人间》的诗作,您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或角度挑选的?这三本诗集的名字,有怎样的含义。

汤养宗: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为我出《去人间》这本诗集之前,我已有十来年没有出版过诗集,2014年后,中国青年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及作家出版社先后与我联系,要替我出书。报参评鲁迅文学奖的同时有两家,福建作家协会报送的是《去人间》,长江文艺出版社选的是他们替我出的这部《制秤者说》。作家出版社出的《一个人大摆宴席》作品完成时间跨度三十五年,是一部对我个人带有总结性与综合性的诗文集。

评委们后来选择《去人间》入选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可能是感觉《去人间》里的作品更整齐一些吧。毕竟结集时已有十来年的作品可挑选。书名的取用既有即兴式的偏好,也有给自己的儿子取名般装着“很看好”的样子,没有很特别的寓意(诗歌作品的题材之间散落点太多,不可像小说那样对单独的自身作品量身定做地取名)。当然,如果一定要说出寓意一类的话,也只好就“名”说明了。

刘翠婵:您曾说自己的诗歌有三个转折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表现海洋时期的写实期、九十年代关怀精神走向的怀远期,以及新世纪重视辨别人生情怀与精神价值的多维期。您觉得每个转折期最难的突破点是什么?还会有与前三个时期表现内容完全不同的“第四个时期”吗?

汤养宗:这三次的写作转换都解决了写作中的关键问题。最初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大量写出来的海洋诗歌,虽然写出了那个阶段诗坛所没有的“鱼腥味”,但也太过于显露生活的原生态,作为诗歌基本应有的“向内、向虚、向远”的诗歌性质并没有得到解决。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只好赤裸裸地继续当一个“地方性意义上的原生态诗人”,而对于诗歌上更复杂的诸多问题并没有打开。转向“描绘生活中含有更多技术成分更有文化理念的写作”,是自我终结与关闭后向死而生的一次关节转化。

我的第二个诗歌写作期是为脱离前一阶段窠臼的自我导出与反叛。这一阶段在诗歌中虚置了许多对内心虚化的理念,显出矫枉必须过正的念头,精神的虚化与技术的虚化在这一段文字中尤为突出。这段时间里,怀着向“纯诗”逼近的写作念头,在给文字建构复杂的内心感应的同时,同时在诗歌文字里翕动着许多自以为是的“玻璃般透明的翅膀”,整个写作明显陷入了向上高蹈的严重对抗俗世生活的理念。诗歌成了只关心个人精神规约的一堆透明的碎片。

第三次转化自认为是比较可靠的,随着写作的深入与岁月对生命的历练,自己已进入了不惑之年,对诗歌中诸多问题的深入整合也显得越来越刺目与越来越迫切。比如,在这个年龄什么是可靠的写作以及个人情怀担当得起的写作,就显得尤为突出。又比如,自己过去诗歌中亟须解决的“空对空”的精神理念问题,以及配得起自己所理解到的诗歌里应当具有的建立复杂性维度的问题,就被提交到这个年龄段的自己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必须解决掉的问题。这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诗歌在这个人生重要的阶段站立起来的问题。自己在诗歌技术上的整合力及人生历链上的化解力也为自己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来完成这些问题。诗歌中建立了“多维性的空间”,是这一时期取得的重要成果。它让我的诗歌写作开始真正进入了开阔无遮的境地。

每一次转化都是诗歌美学上自我审视的结果。它们也消磨了我岁月中旺盛的生命力,每一次转向都给我的诗歌人生带来全新的视角。写作在抛掷中看似全新的,其实又是自我生长与繁殖。我还能有第四个转换期吗?我当然有这种意愿,但一般已很难。愿诗神继续眷顾我,让我的写作能一路化险为夷,圆了自己想要的圆顶。

刘翠婵:您的诗歌写作在口语的使用上越来越让人信服。日常方言在转化成书面语(普通话),最后再进入文本,对您的写作是否有影响?您如何创新性发展口语写作,从而实现自由而精准地表达“诗”想?

汤养宗:口语一直是人类语言中最活跃的那部分。一个作家或诗人当他的写作进入佳境时,他手上最自信最好用的语言便是口语,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通透,他觉得其他修饰都是多余与作茧自缚的。比如李后主,经历过最绚烂的帝王生活及最耻辱的羁押生活的双重蜕变后,他的诗歌语言变得清白如水了。却又在这种清白如水中融进了人生最难以言表的苦难情感。在这里,他比别人多出炼狱般的精神冲击与自悟,也找到了可以刻骨铭心赖以托付的诗歌文本。语言在这当中的炽热与无遮的关系已经相互打通。

对我而言,日常方言在转化成书面语,最后再进入文本,对写作是否有影响的问题,我可以大胆地说:我所使用的口语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口语,而是多维化写作意识主导下的另一种复杂化的语言。口语在这里已经被带入更大范围内旋转的语境,多重、重叠、外延、质变等性质已经使它们孽变出更复杂多义的成分。这是常规意义外的另一种口语,是我的语言认识促进了这种语言的使用,它在诗歌中的多重结构致使诗歌发生了另一个时空或另一个层面上的另一些审美指向。口语成了我通向诗歌复杂构建的特殊途径。

至此,口语在我诗歌语言里已经不再是单一指向的,明了无误的,甚至轻易相授的。口语在我语言中的更多显得来历不明与去向不明,是因为它服从的写作思想是多维向的。它造成的脱节,离位,歧出等现象,使口语显出自身本不担当的质地,可疑,晦暗,变数不定,在许多顾左右而言他的分歧中发生多重性多角度的延时性审美指向。它们在整体语言中的精确不是单维单一的精确,而是与多位体相关联的准确到位,这种到位甚至是众声喧哗与异质共生的。

刘翠婵:您的诗歌里似乎总有一个“他”,超然在时间和空间之上,与自己对话,与天地万物对话,真正“去人间”的是“他”,“他”是您诗歌的内核,像是神启。写诗这么多年,您是如何让这个“他”独具个性或者赋予“他”神性?

汤养宗:诗歌是神无法与众生直接通话而通过诗人来转达的。这个“他”无疑是几十年来对诗歌不断的趋近中逐渐显现出来与完善起来的。同时,“他”也是我寻找自己诗歌主题的结果,代表我的人格,学养以及做人的心肠。诗歌中的诗人不可能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可以作为代言人的“他”,但随着自己对诗歌写作的深入认识,人生经历及精神探索的逐步完成,这个“他”便会从幕后走到诗歌的台前,“他”为诗人代言,倾诉,立命。“他”无比精准地接近诗人所想要的那个神,用神的心肠来诗歌里说话,带着神拥有的精神尺度、道德尺度和美学尺度,说出一个诗人内心中及技巧上的全部,在这里,诗人的人间也是“那个人”的人间,他们已经合二为一,甚至不知道是他在为“他”写作抑或“他”在为他写作。相互间无比神圣地接近了对方。

他们说我的手感里有着一份浓郁的孤愤感,自诘感以及远离欲,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一定是与我合为一体的那个神也是孤愤的,自诘的,以及爱远离的。我化为了“他”,或“他”化为了我。我接受了“他”启发要在自己的诗歌中写下这些为主题的林林总总,自己讨好自己般完成着这一使命,完成了只有诗歌可以帮助自己完成的立言与立命。在那一半,我也充当半个神祇?

刘翠婵:您的多维度诗歌作品,有些诗读者读不懂,有些诗读者一读就懂,比如《寄往天堂的十一封信》《空气中的母亲》。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您已建设了成熟的独具辨识度的诗歌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是需要被阅读的。您如何看待“写作的难”与“阅读的难”?

汤养宗:“写作的难”与“阅读的难”在诗人这头一直是两般都为难的事。诗人对于自己的写作,一直都有暗中看守自己的美学高度在提示自己。而读者那一头,也有各种高低不同的阅读美学在替读者自己的文学见识做主。这两头自古难以统一与安抚。作为永远赶新鲜的写作者,总感到背后有一群野兽在追赶自己往前跑,他认为写作的成功,是自己日复一日地奔跑给出来的。他满足自己写作的那天,便是对自己的写作开始亏欠的一天。读者的口味却比写作者宽广得多,从超出写作者的美学要求到与写作者趣味相悖的文学见识都有,标准的问题在这当中往往不单单是读懂与没读懂能加以衡量的。甚至还难以用先锋作家与通俗作家的身份区分来安置。但严肃的作家肯定不会以问题的复杂性而停止对自己写作认识的探索,他会义无反顾地宁愿得罪全世界人也不愿得罪自己的写作追求而停下来迎合谁。也有统揽并打通文字中复杂与通俗关系的集大成者,比如曹雪芹,比如司马迁。也有只顾自己一头写下去的大家,比如博尔赫斯,比如卡夫卡。阅读史上,从没有趣味单一的读懂与评判一致的读不懂。在读懂与读不懂之间,当中的美学主张分立出来的差异性错综复杂,让人眼花缭乱与十分为难。这出现了一个完成与未完成的写作关系。仿佛在以上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完整答案的写作者,都是不完整的。而文学面貌的多彩与绚烂性又正在这里,正是写作者之间这个与那个或者这样与那样的“未完成”促成了当世文学风格迥异流派林立的蔚然大观。同时因为有了写作与阅读中各样的差异性,才有了文学史的丰富性。也许,我也完成了我想完成的那一小部分,这也成了你们看到的具有我个人标识性的某种形貌。反过来说,它正对应了某种写作平衡术上的“欠缺”,而正是这种“欠缺”,显现并成全了我的写作主张。

刘翠婵:您曾说,写诗是这辈子做得最认真的一件事。很多优秀的诗人是在不断离开故乡的过程中成就自己的诗歌。而您正相反,在坚守故乡中获得了自己的诗歌品质。霞浦这样一个偏居一隅,曾经还有点闭塞的小县,它的民间资源,包括方言、传说、俚语、生产生活方式,成了您诗歌中的一个特别的“人间”,您是如何让它们在您的诗歌中“长”成了独特的那一部分?

汤养宗: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有两个故乡。按理说,诗歌写作是要有个大眼界的,最好能以捭阖纵横的文化视野来看守自己个人情怀与文笔之间的开合关系。而我一直守着自己的出生地,在自己的孤岛上写作,是一般性文化视野中的小地方人。同时,却又感到自己是在众声喧哗的环境中写作。这完全依赖于这个网络时代给了每一人双份的生存环境,只要有一台电脑或一部手机,大都市你想甩也甩不开。孤独与喧嚣,自在与冲击,隔离与俯仰,大融合的时代泥沙俱下地冲刷着每个人混杂的心灵感应。在故乡仍感到是个游荡的离人,身处都市又仿佛活在远山僻壤。

而我庆幸的是自己早年活过的时代网络这类东西还没有出现,还来不及来分割我的心灵与生活。我比下一代人更纯正地接受了我那个时代授予我的民间资源,包括纸质的通信,手摇的电话,一件衣服会在兄弟之间轮流着穿,毫无音讯仍然相信有个人仍在原地方等着自己,只要保留信物就会等到诺言的实现,等等。还包括方言、民谣、传说、俚语这类东西。它们依然非常独特地作用在我的诗歌里,给我独特的气血与说话的方式,当这些“慢的东西”与现在的瞬间万变相遭遇时,所谓在故乡写作的问题,已变成了比其他时代更复杂,癖性更难违,人生来历更复杂的个人精神镜像与心灵宣泄方式相接应的文学依据。

所以我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时代心存感激,是它让我以独特的“小地方人”的身份,关注着都市里人们内心普遍关心与相连的东西,却又让我以一个更偏僻的身份,为这个时代做“巡城人”。在我的诗歌里,存在着一个我想去的人间,它一定比现在的好更好,它与自己的理想与向往相关。一个内心里存放着诗意的人,也一定是心灵上具有洁癖感的人,一个更高更好的所在,是他在自己的诗歌里需要不断地趋近的愿望。

本文转载自《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